自负一代文宗 ——论刘基的散文创作

  刘基的散文有很高的地位。黄宗羲《明文案序》说:“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在鼎盛的国初,刘基又居第一第二的地位。刘基自己就敢在朱元璋面前称:“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还“自以为确论”。徐朔方甚至认为,刘基内心里还是自认为第一的,说他在《二鬼》诗里,自比日神郁仪,比宋濂为月神结邻,就寓含此意还是认为刘基要强一点。今人钱仲联则径称:“刘基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濂,实为过之。”

  刘基一生传存散文320余篇,其中《郁离子》195篇,占到约三分之二的篇幅,而且篇篇心血所系,纯为己作。刘基自负第一,凭藉的应该主要是《郁离子》。只是迄来的刘基散文研究,虽然也集中在《郁离子》上,着眼的却是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在文学特征等的研究方面是有所亏欠的。再者,在入明后讲究应制宏辞、大雅正声的时代,刘基凭《郁离子》自负,也颇有意味,值得深入研究。

  刘基除《郁离子》外的其它散文,也有很高的成就和特色。比如说,在同时代作家中,像刘基的一系列山水之记那样纯粹的散文作品,委实找不出多少。他的碑记作品,往往融入自己的身世见解,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至正十四年,刘基避地绍兴,得以肆意遨游会稽山水,写下了一系列山水纪游文章,诚属“国家不幸文家幸”。刘基这一系列文章,在不好为文章(与宋濂煌煌数千篇各类文章相比,实在不算多)的刘基文集中,是一道亮丽风景,也是当时文坛上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文写山水,早已有之,有意为记,始自李唐。元结《右溪记》已初具规模,至柳宗元创成一体。其特点是重趣、尚实而含情,在对自然景物的客观细致而凝练简洁的精心描写中,传达出作者的欣赏与会通[6]。至宋,理学渐起,山水之情,也入于理致,如王安石的《登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等,结尾都是由理入情。元代文章,深受理学浸润,载道风盛,较为纯粹的山水游记,已如久违的空谷跫音。因缘际会,刘基避地绍兴,处境也颇同于柳子的贬谪;会稽山水,亦如永州(笔者曾亲自考察比较过两地;柳、刘二人的山水游记所记风物也颇相类);刘基也在字里行间表露过他对柳子的祖述[7]。所以,这一组游记文章,也很有柳宗元的味道。比如说,他写《活水源记》:

  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寒而夏温,浸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其初为渠时,深不逾尺,而澄彻可鉴,俯视,则崖上松竹花木皆在水底……其中有石蟹,大如钱;有小鲭鱼,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来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鸟大如鸲鹆,黑色而赤觜,恒鸣其上,其音如竹鸡而滑。有二脊令恒从竹中下立石上,浴饮毕,鸣而去……又有虫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状如半莲子,终日旋行水面[8]。

  这种描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再如《出越城至平水记》:

  舟出越城东南,入镜湖四里许,为贺监宅,宅为今景福寺。又东南行二里许,为夏后陵,陵旁为南镇祠。又东可二里,入樵风径,东汉郑巨君采薪之所也。径上有石帆山,状如张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为阳明洞天。其中有峰,状如伞,名曰石伞之峰。[9]

  这样移步换景,一气下来,似不经意,粗看仿如行程实录,细读则真味存焉。正如钟惺所评:“如续《小石城山记》,秦皇酒壅、故宋废陵······令人神往。”[10]这就是刘基散文的高明之处。故钱基博又说,刘基“会稽山水诸记,幽秀有柳州之意;其音清越,殊胜(宋)濂也”。[11]

  刘基的山水游记,固然学柳,但时代既入宋元,我们也分明看到了宋风的影响。柳氏之文,从篇幅到文气,都精短简练。刘基的游记,不仅篇幅加长,而且文气舒缓。如《出越城至平水记》,移步换景,象在做导游。又多用“矣”、“也”,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不长的一篇文章而用上21个“也”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再者,刘基的纪游之作,结尾似乎总要说明游与记的理由,而不似柳宗元的止于情境的感触,显是受到两宋以来追求理趣的影响[12]。

  刘基的游记,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还与其工诗善画有关。刘基往往在记而为文的同时,又发之于诗,如《晚同方舟上人登师子岩作》、《七月四日自深谷之灵峰作》、《清修院良上人浸月轩》、《若耶溪杳郭深居精舍》等。比较而言,文偏游览过程的动态与面上的描写,诗则主静态观察与触景生情的感慨;但点面之间,动静之间,是互涉的,静中有动,动中也写静。同理,诗文之间,自然也是交相影响的。

  刘基又善画[13],且多有题画诗,传下来的有百余首之多。这也影响到他的游记写作。他的这些游记里边,移步换形之中,时时会停下来对景物作具体的描绘。用绘画来作譬,那就是既讲究画面的勾勒布局,也讲究局部的精细绘写。如《深居精舍记》,先平平写来,这是面;后半部分宕开一笔,集中笔力写“其前山曰鹅鼻之峰,其高与柇等,峰顶大石突起,望之如鹅鼻。”这是点。点面结合,文章就好看了。再如《活水源记》写水面小虫:“又有虫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状如半莲子,终日旋转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栩栩如生,生动如画。

  刘基在写这些山水文章的时候,“不像宋濂那样温醇,把感情投注写作的对象里面,反而显出一种峭刻、清冷,相似宋代的王安石,但却没有任何瘦削。他无意于就事论事或纯粹地绘景,笔下的一山一石,一树一草,都有会透出言外的意态。这是他文章的特征。同样,他的文章也令读者觉得总与作者有隔,难以贴近,只是王安石拗折凌厉,而刘基则更顺畅清冷罢了。不过刘基能站得高,能够驾驭自己要谈论的物事,驱遣自己的笔墨。一代政治家,观察社会世象毕竟与他人不同,所以当他在谈论即使是自然山水的时候,他会让人产生一种期待,好象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而并非仅仅是谈论风花雪月。”“可以发现,刘基的文章中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忧郁,愤懑,常常含有难以排遣的一缕愁绪。”[14]这样的评价,说出了刘基山水之记的又一个特点及更深的意蕴,我以为是恰切的。

  刘基山水游记之外的其他散文,以序记为主。这些序记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体性强——刘基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他在《孝友堂记》、《尚友斋记》、《友梅轩记》等文章中讨论友谊的问题,阐述观点总是占着主要篇幅,有一种虽为人作,实抒己志的味道。他的《鱼乐轩记》、《养志斋记》、《裕轩记》、《清斋记》,也是替人作记,也同样在里面大讲道理,成为后人引证其理学思想的重要材料。他的《大勇斋记》,除了开头、结尾交待回应一下作记的原由,基本上是在谈他自己的勇毅观;这倒使我们可以由此探寻刘基成为一代军师的思想根源。同样,他的《尚节亭记》,也使我们从中探察到他此后由元仕明的必然。总而言之,刘基的序记之作,名义上虽为人作,实际上皆发自内心,是不应该简单地以应用之文视之的。这是刘基记体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在他的序体散文中,表现更为突出。

  刘基的许多序体散文,往往前面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谈自己对于某事某理的看法与观点,只是到结尾或者在文中什么地方,稍微点一下作此序的原由,笔调也常常是轻淡的。如《送海宁尹知州之官序》、《赠奕棋相子先序》、《项伯高诗序》、《照玄上人诗集序》等等。刘基给人写序,有时还不顾他人意见,径直地写自己的想法。如《送别灯和尚还乡序》说:“浮屠氏割慈忍爱以为高,宜殊乎人,而师独不然,是盖有见于道者也,则其为浮屠也,岂果惑于其术之说而为之哉?”把人家的出家原因擅自归为“世治不古,为民者日困······追呼徭役之可怜,诛求征敛之无厌,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躯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真是“玷污”佛门清誉。这也是刘基的特立独行之处。像韩愈等排佛儒士,也与佛门中人交往,却不会将这种想法记录入文。在另一篇《送柯上人远游诗序》中,刘基也说:“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为文又非其所嗜好,抑将学孔孟与?则上人墨氏徒也。”将上人直认为“墨氏徒”,也很有意思。说到后面,他说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说上人不必带行旅盘缠,一路不用担心什么。并说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予学孔氏者,不能作浮屠语,故以是为赠云。”

  杨庆存的研究认为,宋代以来,书序表现主体和表现重心的转移——由“书”到“人”;文学色彩的强化——抒情与描写性骤增;视野开阔,注重宏观审视和发展规律的探寻;而且向议论化、理论化延伸,因而形象性、可读性、理论性较之前代明显增强[15]。如果移过来评刘基的序文,那是恰到好处的。而比较起来,刘基散文的主观说理特征又较宋人要强得多,这与理学到元代渐成正统,而且刘基本人也是一个理学家有很大关系。

  此外,刘基的《春秋明经》,虽说是解说经文的著作,其实可当作漂亮的史论来读。它的突出特点是有感情、有气势,绝不是在一本正经咬文嚼字地说经。以第二则“筑郿,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新延厩”为例,刘基先对这一条经文作一主观判断:“诸侯兴不急之役以空其国而取给于人犹不戒焉,《春秋》比事书之以示讥也。”然后再展开议论。而在议论展开段,他又先来一个主观判断:“夫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可不相时而轻用其力也哉?”才再分析例举。刘基的分析例举也很有意思,就是往往用反问和感叹的语气。如“城邑所以御暴,非时与制,不敢兴也,况于无故而筑邑乎!”“以千乘之国,仰给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惧乎?”最后的结尾也保留这种语气:“(庄公)身死而妻子不保,几亡其国。呜呼!岂他人之咎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用归纳之法。如说:“《春秋》书筑者七,而公有其四;书兴作者九,而公有其三……”这除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外,也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上述特征,可以说是贯穿了《春秋明经》全书的。如果我们拿它与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相比较,风格应该是非常接近的。钟惺对刘基《饮泉亭记》的评论——“大似永叔春秋论,令人击案起舞。说至此真是破千古疑域”[16]——说明刘基写《春秋明经》,的确有师法欧阳修的可能。而在刘基的记体散文中提出这一点来,也间接说明了刘基《春秋明经》的散文笔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其归于散文之列。

  刘基散文中,最能体现其性情、智慧、才华、志向,也最具诗意的,是他的《郁离子》。《郁离子》是刘基弃绝元仕、隐居青田时所作。当是时,刘基以为满腹经世之才再也无法“见诸行事”了;无法立功,便寄望立言,将毕生绝学以及满腹心事托于“空文”“以俟知者”,“以待王者之兴”。[17]他为自己的著作取名“郁离子”,就寓有此意。徐一夔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18]刘基后来得以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原有些出乎意料,故他的门生徐一夔说:“本有望于天下后世,讵意身亲用之?”

  《郁离子》全文18章195条;18章的题目分别为:《千里马》、《鲁般》、《玄豹》、《灵丘丈人》、《瞽聩》、《枸橼》、《螇螰》、《天地之盗》、《省敌》、《虞孚》、《天道》、《牧豭》、《公孙无人》、《蛇蝎》、《神仙》、《麋虎》、《羹藿》、《九难》。徐一夔归纳为正己、慎微、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八个主要方面;这八个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十八章之中,并不能按章题来简单分类,也非这八个方面所能包容。今人分析《郁离子》的思想内容,往往以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人才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等为纲目,固有其意义。但从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这一点上讲,徐一夔的分法,恐怕还更恰当一些。从字面上看,正己、慎微、远利、尚诚、用贤都可以说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但量敌像兵家,修纪像法家,审势像道家或纵横家。因此,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正己”,主要讲做人应该如何以仁以智。如《玄豹篇》写西郭子侨等三人夜行,其中一先行者误入溷池,为了不失“面子”,不仅不发出警示,甚至诱使同伴蹈己之辙,刘基认为这种做法是:“自取污辱,而包藏祸心,以陷其友,不仁甚矣!”

  “慎微”,主要讲做事情不可自以为是,要清醒明智,察辨于微。如《枸橼》讲粤人善于造船,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也善于打水战,并赢得越王的信任,结果招致灭顶之灾。刘基由此认为,任何事情,必须适可而止,止于至微,再多迈出一小步,就会铸成大错。他进一步举例说,伍子胥既报了父兄之仇,就应该离吴远去;该去不去,死期踵至。

  “远利”,虽是儒家的陈辞老调,但刘基写得比常人要警醒得多,留待后叙,且不例举。再者,刘基虽讲“远利”,但又时时讲“近利”。比如说,《灵丘丈人》讲灵丘丈人善养蜂,故获利甚丰,而其子不管蜜蜂的死活,只管索取蜂蜜,不久就败落了。还有《天地之盗》,说今人从农夫手中剥削,那是人盗,如果充分利用自然,获得收益,那就天地之盗。这些都与上面讲的“远利”适成对比,是在劝喻统治者如何正确“近利”。

  “修纪”,主要讲申明法度。比如说,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为什么能通行于世?——藉王权以行之。而对于不必假王权以行的海盐等“天物”,则不能垄断经营[19]。从这一则看也显出了刘基独特的“修纪”观。

  对于“尚诚”,刘基有一段很精警的话:“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圆曲顽鄙之士盈于前,而疑与愈急,至于术穷而身愤,愈悔其防与疑之不足,不亦痛哉!”[20]

  “量敌”可对应于《郁离子》的章题“省敌”,其核心观点就是“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他以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为例,认为秦本不攻赵,而是攻韩,欲得韩之上党。上党即“的”。上党守投奔赵,赵受之,“的”在赵,祸即至。

  “审势”,顾名思义是讲要审时度势。刘基常以医者的“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为喻,来说明他的时势观:“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21]

  “用贤”,即人才观。刘基的人才观,虽然也讲德,但大体同于曹操“唯才是举”。比如说,他以筑室为例,说“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也不必定于一尊,“枫、楠、松、括、棚、槠、柞、檀,无所不收,大者为栋梁,小者为杙······,无所不用。”[22]又拿孙武来说事,说这个人好色而贪利,但不能因此而不用,因为与他的贡献比起来,这毕竟小节而已。

  《郁离子》的内容远不止上述八方面,非常广泛繁富,也远非正统儒家思想所能包容得了。比如说刘基关于神仙、鬼神、天理等的讨论,可归之于哲学范畴,并不直接关乎儒家治道[23]。象“牧豭”篇开篇以卫鞅说秦孝公事为喻,说明要远功利而求道德之治,但结语仍然回到“救时”与“识势”的关系上来,则又是功利派那一套。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内容庞杂的著作,“牢笼万汇,洞释群疑,辨博奇诡,巧于比喻”。只是徐一夔要把乃师充分儒化,仅掇举上述八个方面,然后再加上句“不失乎正”,仿佛“曲终奏雅”,拉回到儒家正道之上。刘基自己也正这样做,如在《郁离子》的结束篇,以九个设问,来总括说自己所奉,无往而不是堂堂正正的儒家之道,甚至引孔子之言“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说自己没有军事上的能力和欲望,连北京的历史学家杨讷先生都信以为真,由此说刘基谈不上是一个军事家[24]。这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如此,《郁离子》的味道,也正更多地体现在这许多矛盾、奇诡的叙述之中了。

  但是,在前人及当下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郁离子》是刘基“有激而言”的产物。有激而言有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如徐一夔所言:“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意指针对元室的弊政有激而言。比如说针对元代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民划分成四等来对待使用的做法,刘基在开篇即以马置内、外厩分别饲养、使用来设寓,告戒统治者,长此以往,必将无马(人)可用,惨遭败绩。再如《羹藿篇》讨论货币的合法性问题,也是针对元末统治者为了转移财政危机滥发钞币有激而发的。可以说,《郁离子》中方方面面问题的探讨与建言,确实是针对元末的具体社会现实而言的。

  有激而言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刘基“激于自身”的“有激而言”。一是刘基作为元政权的个中人和过来人,对这些弊政有切身的感受,有所激发,因而在题旨的选择与叙述的方式上,都带有特定的感情色彩。例如,刘基开篇就谈人才问题,这固然是元代的一个大问题,但刘基屡屡被厄,是有切肤之痛的。其结语谓:“今天下之不纳,吾子之不为幽昌而为鹊也,我知之矣!”很有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味道。尤其是他把自己在元季的种种遭遇及其感受、反思形诸文字时,更具强烈的个性色彩,不能简单地以帝王治术来论之。例如:

  豢龙先生谓石羊子曰:“往予溯江十日,而风恒从西来;及还而沿又十日,而风恒从东来,从者恚而泣,予唏之曰: 天有风主,为汝予乎?何为泣也? ”[25]

  这纯粹是刘基在元末“纵横计不就”的激愤情绪的表达。冠上一两个虚拟的人名,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与有效。再如,刘基在《天道篇》讨论性与情的问题,说:“气者,道之毒药也;情者,性之锋刃也。知其为毒药、锋刃而凭之以行者,欲命名之也。呜呼!天与人,神灵者也,而皆不能不为欲所使,使欲与情得以逞其能,而性与道反随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几乎穷矣。”抛掉“郁离子”这顶帽子,是一段理学文字,但更是一段“有激而言”的情绪文字,它显然不是理学家的正统言论,就象侯外庐所说的是“旁逸斜出”。[26]正是这些“有激之言”、“旁逸斜出”,使《郁离子》有如何镗所言:“卮言《郁离》,比类旁通,故三闾泽畔之吟,《离骚》惓恳之意也。”[27]

  综言之,由于承载的是毕生绝学与满腔心事,又是在元末最混乱的时期,关键是其中多纵横捭阖的王者之术和旁逸斜出之理,不同于醇儒的王者之道,使得刘基在撰述《郁离子》时,文既奇、意既诡,而常思复归于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就是以寓言为主,哪怕是仅仅冠上一个虚拟的名字也好。那《郁离子》,给人的总体印象,就象是一部寓言专集了。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先从寓言的历史发展及当时的现实背景说起。

  由于从先秦以迄明清,对寓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28],讨论刘基的寓言问题,不能先假定一个从西方引入的寓言概念,再来削足适履地套。在中国,“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杂篇》中:“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注为:“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唐成玄英则疏为:“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清人王先谦概括得更简单:“寄寓之言,意在于此,而寄于彼。”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寓言观念并无多大改变,与西方有很大差别。西方寓言的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借动植物生活来说明人生道理的故事”。[29]与今天我们对寓言故事性、情节性与寓意性的要求也显然不同[30]。因此,从西方文学理论意义上,《郁离子》中规中矩的寓言作品不多,多的是庄子所言的寓言、重言、卮言意义上的寓言,也就是说言在此而意在彼,寓有深意焉。但是,中国寓言发展的历史进程,又表明古代寓言从创作形态上在一步步接近现代寓言。

  寓言由作譬而起,逐渐扩张为民间的讽喻故事,在先秦诸子手里成为说事论理的重要工具,任意驱使,从言从说,虽是蔚为大国,但本身的文学意义并不大,不过为后世留下发挥的引子或成为赋引的成语。其时天下扰攘,各家针对社会现实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都较有现实的针对性,惟儒家提出的道德治本之术,在一般的统治者看来,太过虚了,是难以接受,更难以推行的。到了孟、荀这一代,受风气影响,不得不引入寓言,以资说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的引入寓言,也有这个味道。寓言之用,多少有些非儒的色彩。

  在先秦时代,寓言之所以作为一种广泛的明道说理的手段,也与抽象的理论思维尚不发达有关,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寓言都是穿插在理论或历史著作中的。随着抽象理论思维的发展,寓言作为手段的使用渐渐减少,在两汉严整的理论著述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但这倒有助于寓言的独立发展,《说苑》、《新序》的出现都是表征。从这种发展轨迹看,中国古代文体意义上的“寓言”,下述说法当最为切合实际:记述带有讽刺或劝谕性质的故事,一般结构简单,篇幅短小,主人公既可是人,又可是生物或无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寓言故事创作始于周朝,真正独立的寓言创作则始于汉朝,因为到这时,才出现了单篇寓言作品,尤其是出现了以寓言为主体的劝戒性很强的故事专集[31]。

  尽管如此,在时人的眼里,寓言的地位并没有提高。文也是有等级的。当寓言从论议奏疏等最高等级的体裁形态内被置换出来,就犹如当官的从中央政府被贬到地方一样,虽然或许能成为独领一方的长官,但其地位却是下降了的。这就导致了寓言内容的逐渐世俗化。魏晋玄风大畅,理论思维增强,寓言作为理论手段的地位大大下降。反过来受玄言清谈的影响,时人文章妙喻颇多,也可说妙寓颇多,只是只言片语,有句无篇,于寓言文学的发展,于事无补。再加上世俗化的趋势,寓言就此走向分流:一是流入滑稽笑话,如魏初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笑话专集《笑林》;一是融混于小说新流。

  这样也好,作家可以发挥不能在庄重文体中表达的奇思异见,把寓言作为嬉笑怒骂、愤世嫉俗的“酒杯”,从另一种意义上再现庄子那种“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谠”的精神风采,寄寓文人们的真实情感和远见卓识。但是,什么东西总得有个界限,寓言如果过分世俗化,纯粹笑话化,则没有什么境界可言,是不足取的。当然,也有论者从小说发展史的意义上说寓言是最具文学精神的一种形式,它不仅具体、直观、形象,而且大多数是虚构的,既具有内在的意蕴,又有基本的角色和情节,而所有这些都是小说必备的要素,可以说是小说最纯正的源头。

  此后,寓言创作渐归沉寂,直到中晚唐,由于受印度佛教寓言的影响,唐人有意为小说的刺激,以及古文运动——文的复兴的推动等的综合作用之下,才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并在柳宗元手里真正独立成篇,初具现代特征[32]。而且柳氏寓言形象跃然,与其图形写神的山水之记有异曲同工之妙,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从而完成中国寓言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可惜宋人并没有继承这种文人创作传统,导致寓言又回归民间状态。《艾子杂说》,虽托名东坡,品味并未高出前揭的笑话、小说。随着理学的兴起,理趣起而寓言落,宋末迄元,一百五十年左右,只见到几篇零星的寓言散文夹杂在文人集中。

  但是到了元末,许多不如意的正统文人,重拾所谓“寓言”这种东西,寄寓自己难以言说的政治、人生理想,以刘基、宋濂为代表,陡然形成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寓言创作高峰,郑振铎谓之“寓言的复兴”。[33]比较而言,这次寓言复兴的结穴者,当属刘基。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机缘,与刘基自身才华的综合结果。

  寓言发展的历史,已略述如前。然而,寓言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因循着散文的发展。两汉是史传文的天下,魏晋六朝渐入于骈,自是寓言不宜;清淡小品,记载人物言行,多是片言只语。到了唐代,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摹叙记事的能力,遂有有意为小说的出现;小说之能,施于动物的因譬,也促进了寓言创作的兴起。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之所以能完成时代的转折,之所以能有小说的味道,与他是一个标准的文人、一代散文匠宗有关,设若他是一个醇儒,恐不至此。寓言在唐代达到一个高峰,也有系于此。寓言在元末复兴(其实主要在浙东复兴),与寓言作家们多能文之士有很大关系。元末明初,浙东由于理学正宗的影响,以及重道的文学思想,文人多尚唐宋古文而轻诗赋骈俪以及至小说戏曲。而刘基,是其中尤著者。

  从寓言的另一个特质,即其劝戒性使命来讲,也决定了其繁荣兴盛的条件,即存在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劝戒;同时文禁不严,可以劝戒。当然,也还得看当时的社会思潮。对此,郑振铎的见解非常精辟。他说:“中国的寓言,自周秦诸子之后,作者绝少”,这是因为“儒家的统一思想,帝政之桎梏人才……足以使作者情思枯熄,无复有活泼的生气。”在大一统的控制之下,谁还能象先秦时代那样由得人纵横捭阖,寓言以逞说?当然,寓言的发展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郑振铎说:“韩愈、柳宗元诸作家,似亦颇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驴之类亦还有趣。……然而我们读这种作品,总觉得他们用力太多,不大有自然的风趣。”[34]韩、柳的写作寓言,原可看他们复兴古文的一部分,文以载道,自然也反映到寓言中来,故尔有用力太多之嫌。

  其实,这里边有一点郑振铎没有明言的是,寓言有一种愈来愈世俗化的趋势,古文运动,好歹是一种复古的运动,所以,韩柳在使寓言创作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制约了寓言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寓言的真正复兴真是要等到刘基时代了。宋元一代,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日渐繁兴,世俗化倾向也是潜流暗涌,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陈建华的《十四至十六世纪江浙地区的社会和文学》,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可以参看。

  寓言复兴时代的背后,是一股子书复兴的潮流。从元末至正年间起,由于东南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化上呈现出一种追求物质、金钱和精神享乐的市俗化、个性化倾向。而群雄割据,又使国家陷于事实上的南北阻塞。这有点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的味道,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在重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观念,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已发生的社会巨变。偏安南方的文人则各抒己见,著书立说,纷纷以“子”自号或自名其集,如宋濂自号“龙门子”,有《龙门子凝道记》及《燕书》,朱右号“邹阳子”,孙作号“东家子”,刘基有《郁离子》、叶子奇有《草木子》、杨维桢有《东维子》、倪瓒号“云林子”、徐达左号“耕渔子”、王彝号“妫蜼子”等,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也很有点春秋战国的味道[35]。

  然而,时代已经不同,文体大大发展,这些人虽以诸子自期,检其文集,往往是一些序记碑铭,诸子式的文章并不多,颇有点新瓶装旧酒的味道。其中真正有诸子气象的,比如以寓言为手段,积极建言献策等,也就刘基、宋濂了;而刘基尤为后人所推重。有论者谓,《郁离子》“在运用一个主要寓言人物统筹全书的寓言著作中,篇幅如此庞大,数量如此之多的 群体寓言 专集不仅前无古人,至刘基之后的六百年中还尚无来者。”[36]尽管内中真正称得上寓言的也不多,许多篇章除了一个“郁离子”的称谓外别无其他“寓”的意思,但从总体上讲,他的确是有意为寓言。如果将整部书看作一篇长篇寓言的话,它是具备了名题(有一个标明故事内容的题目)、喻体(叙述故事)、喻意(说完故事后点明寓意)这种完整的寓言结构的[37]。也正因为这种寓言与非寓言的缠夹,很多人倾向于以子书视之。明朱葵《刻刘文成公全集引》说:“《郁离子》一书,寄意更远,寓言更远,有道德之渊沉,而出之轩朗;有《南华》之奇纵,而去其诡幻。可以淑身,可以经世,又子书之第一流,而非文集所得拘也,因分 子 与 集 而两行之。”[38]这个评价有其非常准确的一面。与同时以“子”相号的作家作品相比,《郁离子》才是真正的“子”味著作。刘熙载说,“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39]没有刘基这种纵横捭阖的能力,要想写好子书,谈何容易。

  《郁离子》作为子书,其特征之一是继承了先秦诸子借寓言建言立事的传统,同时跟随寓言的发展脉络,创作出大量完整形态的寓言故事,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就是将整个专集作为一个大的寓言来结构驾驭。其次是内容庞杂。在前人为《郁离子》所作的序言里,大都提到了这一点,并作了概括归纳,不用多说。庞杂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里边表现的思想,很多显非儒家之旨。比如说吴起之贪而宜用,妇人之不宜七出,以及一些兵农之用等等,阴阳纵横法家之术缠夹其中。当然刘基的底色还是儒家的,因为正说偏说,他都会最后归之于正,即要求以德御力。这样,就仿佛是在儒家的稻田里间种了多“家”的庄稼,这是学养局于一隅者难以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庞杂,使刘基选择了寓言或曰子书这种体裁。刘基也只有选择寓言这种体裁,才宜于包容他这种庞杂不纯的思想。因为这些庞杂不纯之思想,总是不宜于做长篇专论的;而寓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其简短,他正好趁此把他的一些想法,三言两语地往寓言的躯壳里塞,这样责难也会少很多——毕竟是子书,毕竟是寓言。

  于《郁离子》而言,子书风格与寓言手段是相辅相成的。问题是,刘基为什么选择寓言手段,写成子书风格,而没有选择小说戏曲,以及最容易体现政治见解的政论、策论等文体,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般来讲,对于小说戏曲,在元代南方士人中的地位还不高,尤其是在理学正宗的浙东地区,几乎没有知名的士人从事戏曲创作,这种状况是直到朱元璋高度评价高则诚的《琵琶记》后才渐次得到改观。刘基自负儒者,自是不愿以此托身言志。至于说政论、对策,总得有一个潜在的呈阅对象,刘基身居下僚,“虎豹森关”,纵有良策,也进呈无门。先秦诸子著书立说,之所以多作寓言,也正与国无定制,献策无门有关。

  如此,倒形成了《郁离子》独特的风味:与同时的寓言相比,它更子书化;与同时的子书相比,它又非常地寓言化。这种寓言与子书所形成的张力,恰切地表现了刘基内心的诡异。在儒学为体的时代,他无往而不希望自己以醇儒的面目出现;在阴阳纵横法术为用的时代,他又渴望发挥他身上的经世奇才。

  我们认为,从寓言复兴这个意义上讲,刘基的意义更在于其作品在精神上更符合庄子“三言”(“卮言”、“重言”、“寓言”)的艺术境界。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线]“卮言”即“无心之言”(成玄英疏)。“卮”是酒器,卮器满了,自然向外流溢。“重言”即“为世所重”之言(郭象之意),也就是借重先哲时贤之言以增强信服力,相当于我们引公理名言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先谦《庄子集解》对“重言”就作如是解:“述尊老之言,使人听之而以为真。”“寓言”,寄托寓意之言,也就是说不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或托之于事,或托之于人,或托之于物,这三种寄托之中,前两种都是用当事人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是与“重言”交叉的,所以郭象注为“寄之他人”。[41]

  我们考察刘基的寓言,会发现,刘基并没有承唐宋而下,写得越来越象后世意义上的寓言,他只是在选择一种恰当的方式,针贬当世(所谓“有激而言”),建言将来。他当时既回归草野,以草野之民的身份(他的地位从来也未曾有多高过)述帝王之事,不用“重言”不足托重。然而,当世既厄于不用,满腔孤愤,一泄其间,不用“卮言”难尽其情。另一方面,对人生世事,他已成熟于胸,发之为文,自然满溢文外,是“卮言”的另一种表现。然而,他这些纵横捭阖的方略,直言则寡味,故托之寓言,以让后世有心之人参会。而没有这种能耐,《郁离子》也将逊色得多。前揭刘熙载的评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刘基岂止托纵横之术于寓言,他简直是把自己的身心都托进去了。黄宗羲说:“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乐,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则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拥勇郁遏,坌愤激讦,溢而四出,天地为之动色,而况于其他乎!”[42]施诸刘基,施诸《郁离子》,是何等贴切!叶蕃在《郁离子序》里说:“先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43]这的确也是刘基自己的理想。他曾说:“圣人犹良医也……周末孔子善医,而时不用,故著其方以传于世。”[44]他在辞绝元仕后,以为今生是无所施其抱负了,故效圣人著之方册。故他的门生徐一夔说:“初公著书,本有望于天下后世,讵意身亲用之”。

  问题是,他是怎么个著法,是只简单地把“经济之志”著进来呢,还是把“浩然之气”也著了进来?那不遇之情有著进来吗?那诡异色彩有涂抹上吗?我以为有的,固尔才会令徐一夔也说:“骇所未见,愧未能悉其要领”。[45]张秉政、赵家新二人专攻《郁离子》,他们就说:“刘基潜心撰著的寓言集《郁离子》的确系统地阐发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但)它同样展示了动荡时代一个儒生的心灵历程,同样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被羁绊的灵魂。”[46]认为“《郁离子》是一部揉合了刘基自怜自叹的的颓丧心情与宏图不展、决不罢休的奇情壮志两种情绪的心灵史,它不仅仅是寓言体的散文集,也是直抒胸臆的心情小说集,它形散而神不散,这 神 ,就是刘基贯注其中的激愤情绪。”[47]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郁离子》,就是一部寓言体的刘基自传,是刘基经济之志、医世之方与不遇之情相融合的自传,一部显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辉的寓言体自传。

  《郁离子》作为刘基寓言体自传的最重要特征,是我们可以从书中找到对刘基各个时期的经历遭际及其心灵冲突的反映。不妨径直以刘基作为主人公来串讲。开篇《千里马》说:“是千里马也,必置诸内厩。”这可以看作刘基在以千里马自喻,是他少年得志,高中进士后,即将步入社会的自我期许。然而,遭遇的现实是:“ 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也。 置之于外牧。”则是元代用人,受制于严格的民族等级的写照[48]。也是刘基既高中进士,还等待铨选三年,才得到远离朝廷的高安县丞之职的写照。接着,刘基写绀羽之鹊“道凤之道,志凤之志,思以凤之鸣鸣天下”,就如他初到任上,便作《官箴》以自警励,期望有所作为一样。而骜“畏其挻己也,使鹨谗之于王母之使……(绀羽之鹊)中脰几死。”这里,我们看到了刘基比喻的不合理性:骜会怕绀羽之鹊吗?又为什么是谗于王母之使而不是王母呢?对比一下他在高安时,“发奸擿伏,不避强御,……豪右数欲言之”,谁是绀羽之鹊,谁是骜也就明白了。终于,刘基在审理平反一起命案时,“初检官(骜)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正合鹨(家众)谗于王母之使(蒙古贵族)而几致鹊于死地的比喻。这样对照看来,不合理的比喻也就合理了。既如此,刘基也只有感叹:“今天下之不内,吾子之不为幽昌而为鹊也,我知之矣。”

  时代既难相容,只有隐忍好了。但刘基又借鹰化为鸷的故事来劝勉自己:“鹰,天下之鸷也,而化为鸠,则既失所恃矣,又鸣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49]这是刘基在困境下的自省。当然,刘基既抱命世之才,是不会久甘隐沦的,所以又借“屠龙子失马而治厩”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文中说,失马而后治厩,人以为晚,而郁离子以为不然。他先举齐桓、晋文先丧其国而后归为五伯之例,后举越王句践卧薪尝胆卒成霸业、知武子囚楚归相晋侯、孙子刖足后为大国师、伍子胥先丧父兄而后入郢复仇、范睢折齿箦中而后相秦斩魏齐等例,说“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际,孰不谓其当与枯荄落叶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辉焕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于危亡而自暴也,则说已矣”,是劝勉自己不可消沉[50]。这就有了刘基后来的四隐四仕。

  《郁离子》对刘基四隐四仕过程中的思想行为和他多方面的才能均有充分的表现,前人论之也详。这里着重讨论刘基辞绝元仕前后剧烈的思想变化与心理冲突,因为这更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郁离子》的自传特征也更有说服力。

  郁离子之市,见坏宅而哭之恸。……(桂、樟等葺屋作梁之材)剪为槱薪,……虽有鲁般、王尔,不能辄施其巧,而况于无之乎!

  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无益,只取尤耳!……郁离子归,绝口不谈世事[51]。

  刘基对元朝看来是彻底绝望了。此前,他还以“抟沙”为喻,认为“民犹沙也”,只要有善抟的大臣,国家庶几有拯救的可能,可是现在他彻底绝望了。绝望也就隐含着新的希望,隐含着新的期待,预示着转向的可能。对此,刘基虽然以“道之不行,命也”来自我安慰,但还是借须麋之口道出其内心不息的忧虑:如果“航沧溟而无舵工”,那么当今天下,谁主沉浮?“旦夕有动”“将安适乎?”刘基的对元朝的念念不忘及对新的领袖人物的期待,虽然是矛盾的,也是合理的,于此可见一斑。

  期待毕竟是期待,对于眼下的困境,刘基还是耿耿于怀的,所以接下来又说:“吉凶祸福,天实司之,吾何为而自孽哉!”刘基胸怀济世之才者,却无用武之地以致绝望的境地,感情的困顿冲突自然臻于极致:

  石羊先生倚楹而叹曰:“予何为其生夫,人皆嬉嬉,我独离离,人皆养养,我独罔罔。谓天之弃之乎?则比人为有知。谓天之顾之乎?则何为使予生于此时?时乎命乎,我独于罹。东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归?独不如鱼与鳖乎,潜居于坻;又不如鸿而雁乎,插羽而飞,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货,陷之以不测之机。”于是悲风振天,四野凄凉,浮云不会,霰雪交零,日月为之无光七日[52]。

  全书最后结以《九难》。在是篇之中,刘基借与随阳公子的对话,道出自己的心志。每一段,都以极其铺张古奡的方式,纵写游宴异致的一面,然后结以“仆不愿也”,所谓劝百讽一,卒章显志。最后再来一个总结:“仆愿与公子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这样,刘基就对自己在元时的半生经历与思想作了总结性的回顾与阐述,实堪卒书明志。纵观全书的起结,我们的确可以发现《郁离子》的自传特征。

  《郁离子》作为刘基寓言体自传的另一表现在于其强烈的主体性。主体性往往是作品文学特质的一个重要表征。刘基在书中创造了一个中心人物郁离子。全书195篇,有郁离子出现的90篇。虽然吴从善说“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也”,[53]但作为叙述替身,郁离子代表刘基自己,是历来研究者的共识。而在不出现“郁离子”的篇章里,刘基创造的其他人物,如工之侨、石羊先生、匏里子、熊蛰父、屠龙子,也是可以视为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郁离子,他们一样可视作代表刘基说话的自我变形的叙述者,并且更有助于克服单一的人物视角所带来的对刘基复杂的思想,纵横的才华与深广的用世之情表达上的困难。

  关于这种自我变形,美国著名学者布斯关于作者自我变形的理论能比较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在其名著《小说修辞学》里说,作者要表达自己,必然介入作品创造一个所谓的“叙述者”,而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举例说,蒙田写作《随笔》,声称不考虑“审美距离”,要“表现我,按照我本来的样子,让你记得。”但最终还是得承认自我变形,“以致于这个复制品真正获得并且以某种样式形成了它自己。”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郁离子代表了刘基,但又很难完全代表刘基,尤其是当刘基自己思想与言行上出现不一致等复杂情况时,单一的人物视角便无法表达。因此,这种设置多重视角的自我变形的叙述技巧,不仅有助于全面表现刘基,更有助于表现其复杂性。

  为此,我们还可以将刘基的寓言作品与宋濂的寓言品作一个比较。比较而言,宋濂的寓言作品,视角就要单纯一些。在他的《龙门子》等作品中,很多篇章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笔记小品式的寓言;纵以龙门子领题,也很少角度的变化。——毕竟宋濂只是文人气很重的儒者,从以后的经历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表现出刘基那种复杂的性情与才情。因此,《郁离子》多重视角的自我变形的叙述方式,实在是刘基自我表现的需要。如此,这也可以视为主体性与自传性特征之一种。

  我们还发现,在大多数篇章中,刘基塑造的“郁离子”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超时空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其现实局限性的人物,这也正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所创造的虚拟的人或物的现实认可程度,反映了刘基的主体参与程度,反映了《郁离子》的主体性特征[54]。

  刘基寓言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刘基虽有意为寓言,却又经常抛开寓言规范,直接发表议论。比如说讨论妇女的“七出”问题,对祸福由天与否的质询,对卜筮的何以卜为的叹惋等等,没有主语,就是刘基作为作者在那发表议论,与郁离子这个叙述者毫无干系。而出现这种情形,往往不只是刘基对于社会现象的某种看法而已,而是因为他对这些现象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比如说刘基为什么对妇女“七出”的问题这么敏感,要写到《郁离子》里来,而且似乎与全书“资后世文明之治”的整体风格不相干?因为刘基发妻富氏没有生养,但刘基“糟糠之妻不下堂”,最后接受朱元璋封诰的仍然是富氏。由此可见刘基对于这段或这种感情的看重,以及对于习俗的敏感。同时这也更显示出《郁离子》的自传特征。

  这种有感而发的叙述,在叙事学上就叫感事叙述,它可以起到沟通真实世界与故事世界的桥梁作用[55],从而使相对虚拟、抽象、普适、缺乏个性的寓言故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当然,也有人把这种虚拟与抽象看作是先秦寓言的叙事传统,是“诗心”代替“实骨”的体现[56],但《郁离子》因“蹈实”而彰显的主体特性,无疑也获得了叙事文学的另一种诗性特质。

  这种主体特征,还可以从语言表现上反映出来,那就是情绪化与诗意化。除前举的“石羊先生倚楹而叹曰:……,一气下来,悲天抢地,愤懑填膺,有骚人之致,亦有鲍参军之激,亦诗亦文,使我们想见刘基当日蛰居乡下,思前想后,念平生之顿挫,感时势之难逆,不禁抚膺泪下,悲慨而为此文的情景,当也为之一掬英雄失路之泪。其它如《枯荷履雪》、《石羊先生自叹》、《九难》等等,都写得情线]

  。比较而言,《郁离子》不同于先秦寓言的冷色调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个人情绪注入文中,使行文随情绪而跌宕起伏,完成了冷静、客观的寓言与热烈抒情的散文的完美结合。因此有人说,这种蕴含了作者异常强烈的主观情感的现象,在寓言文学史上是少见的[58]。有一种貌似客观而实充满主观情绪的主体性,更值得我们参会把握。如《捕鼠》一节,说一老者因鼠患而养猫,猫至鼠绝;但猫也吃鸡,老者一气之下,就把猫给宰了。对此,刘基只是简单地说,有了猫,至多生活中没有了鸡吃,但至少免却了鼠患,无冻馁亡身之虞。有人认为,刘基内心肯定是有某种看法,超越了单一的谈论治鼠患问题

  。又如《良桐》,无非说工之侨把琴仿古化后身价暴增的故事,仔细辨读,也能从中读出深意:“工之侨的言行却令人不解。既古之又何必叹之。识其琴,举国莫识,足可悲彼世,更不必质诸小人。要之为刘基愤激之言,夫子自道耳。但是刘基笔下的工之侨,虽然只有简短的几笔,所显象的性格却是非常复杂的。他一边能辨识何木为佳,能制造良琴,一边在经过了世事的磨炼而能随世沉浮,将手中的良琴精心包装一番,从而易以百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愿意随流逐波,而要远离这令人痛恨的尘世。这是一种起伏不定的性格。或者这也表现了刘基内心的复杂性吧。”[60]一般来说,寓言多是第三人称的冷色调叙述,而自传则倾向于第一人称的热烈风格,这两者是统一于《郁离子》的。如何统一,则很见匠心。其重要表现与手法之一就是设喻的奇诡。如刘基在《神仙》里说:“贪与廉相反,而贪为恶德,贪果可有乎?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这是正正之语,可刘基竟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

  是皆不知贪者也。知贪者,其惟圣人乎?圣人之于仁义道德,犹小人之于货财金玉也。小人之于货财金玉,无时而足,圣人之于仁义道德亦无时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圣人也。文王视民如伤,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遐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继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圣人之贪于仁义道德若是哉!

  并进一步将“贪”与“廉”作辨证转换:“故于货财金玉则贪,而于仁义道德则廉,遂使天下之人,专名贪为恶德而恶之,则小人之罪也。”这种巧为设辨,也可见出刘基思维的不拘常理,而又无往不出之以正。明代竟陵派主将钟惺在评点《郁离子》时,屡屡有“此处句法极奇幻”之类的评价,其实更应该用在这种地方。当然,有人说这有点象战国纵横之士,语设圈套,引人主入彀

  。所不同的是,刘基虽设喻以术巧之偏,却能归于道德之正,而不是为着单纯的功利目的。再如,刘基在《天地之盗》开篇即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把取诸自然名为盗天地,而将统治阶级的剥削称为盗于人,“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提出“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以“盗”分喻圣人与奸愚,真是奇诡之极。这种说法,虽得后世经济史学者的极高评价,可钟惺评《郁离子》却不置一词,真是一般儒家人士所不敢设想的说法。可刘基为奇幻其文,大胆施设这种比喻,不仅文中如此,诗里亦用。他《感怀三十一首》里说,“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

  回过头来说“贪”,刘基在《饮泉亭记》为“贪泉”正名,在《玉兔泉铭》中为玉兔泉辨诬,也是同样道理。由此,我们可以说,刘基的思维特征就是出偏入正,故表现奇诡。也因此,我们看到,刘基遇到自己的思想不为世人接受,他就忍不住骂人为世俗陋儒。举《郁离子》中例。如在《螇螰》中,他骂那些抓住小节不顾大体的人为“以讦为直”的世儒,针对“史,直笔也,有其事则直书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讦?”的辨难,他回敬道:“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训也。”他甚至就“吴起贪,不可用”之事,认为如果“所失甚小,所得甚大”,是不妨用的

  。据此来看,刘基怎么也不是严格的道德理想主义者[64],而在文中却又处处严道德之条律。这样,矛盾就出现了。就在这种矛盾表现之中,《郁离子》的奇诡特征也显现出来。

  《郁离子》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有许多内容,既出之以寓言,复见之于诗歌(主要见于杂诗),亦见于之文章[65]。由于《郁离子》系刘基弃绝元仕最后的隐居岁月中所作,而入明后诗文作品甚少,基本上可以说是诗、文在前而寓言在后,因此,这些篇章也可以是改编自诗歌,复述自文章。这种寓言与诗、文互涉的意味值得探讨。

  止也”,要求“遏其人盗,而通天地之盗”。这种思想,同样反映到诗中:“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纷纷方自此,衮衮何时终!”[66]

  在《羹藿》篇里他说:“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相比于今日食盐都实行垄断专卖,刘基的思想是何其深刻。在同文中,刘基又论说货币本身非有用之物,“必籍王权以行之”,而且王权背后,还须有其它的支撑。因此,对于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这一点,是很接近现代的货币理论的。在诗中,刘基《感时述事十首》之九说到盐:“海鹾实天物,厥利何可专?……官征势既迫,私贩理则然。……盗贼由此处,狼藉成蔓延。”之八说到货币:“八政首食货,钱币通有无。此物何足贵,实由威令敷。庙堂喜新政,躁议违老夫……”都是一样的深刻。

  ,杀身奉华饰。自取夫岂过,外至良可恻。”短短七句诗里写了八种动物的故事。如《杂诗四十一首》之二十七:“楚人将适蜀,扬帆信江水。江阔多西风,帆逸行不止。日暮入海涛,极目无涯涘。鲸鱼吹高浪,舵折樯竿圯。顿足空呼号,烟波千万里。”是标准的诗体寓言。如《杂诗四十一首》之二十二:“天鸙巢蒿草,形躯纤且微。不知怀何事,直上闻天扉。啾啾终日鸣,天听不可稀。铩羽口吻裂,落日空悲啼。”以动物为主角,是更现代更标准的寓言体诗。《杂诗四十一首》之十八、之二十九等均可作如是观。

  刘基有些杂诗,前面部分仿佛诗体寓言,结句才跳出来发议论,明观点。这种写法,很同于《郁离子》中这样一些篇章:前半部分象寓言,结尾来一个“郁离子曰”。如《杂诗四十一首》之八,先说一个鹰化为鸩的故事:“鹰本是鸷鸟,爪利翮劲疾。胡为化为鸠,钝拙无与匹。栖迟荆棘间,粒啄营口实。暮啼墙角雨,朝啼屋头日。昔为众鸟畏,今为众鸟咥。”结句才说:“运命苦不常,孰为金石质”,由寓言故事转到作者感慨上来。这个故事,在《郁离子》中也有,在《公孙无人》篇中。寓言的开头是:“汶山之鹰化为鸩,

  ……乌呼其朋而逐之,大困。”结尾是:“郁离子曰: 鹰,天下之鸷也,而化为鸩,则既失其所恃矣,又鸣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这种互涉就显得更为复杂了。

  刘基的文与其寓言互涉的篇章,主要见于说、解、问答语这些杂文类中。如《郁离子·神仙》集中讲神鬼之事,如果把假设的问答者去掉,简单地以“或问”、“答曰”代替,则与说类中的《天说》、《雷说》,无论在主题还是文法上,都如出一辙。《师子图说》先说狻猊虽灵猛,而能为人所扰,最后发一感慨:“灵不如兽,而欲以制兽,则不为兽食,鲜矣哉!”完全同于《郁离子》中许多篇章先写一事,最后结以“郁离子曰……”的写法。再如他的《菜窝说》,除前面几句引言之外,正文部分设计成犁眉公与东门子的对话,也完全是《郁离子》的作风。其它如著名的《卖柑者言》、《樵渔子对》,历来就有人以寓言视之。

  (州之庸问于郁离子曰:“云,山出之也,而山以之灵……韩非囚秦,晁错死汉,烟出火也。”),就有点像韩愈《杂说》所讲的云和龙的关系。这一篇文章,其实已非什么寓言,而是随笔短章了。但是刘基所说,似乎更深刻于韩愈。大概刘基在隐居山野之时,思考未来,思考自己的进退出处,将自己内心的活动,或直言,或寓言,笔记下来而形成《郁离子》。”[67]这种“笔记”之说,很是准确。于《郁离子》如此,于其杂文、杂诗,无不可以作如是观。

  至此,我们可以作简单的归纳,将刘基针对人生世事的思考、探索,形之于诗歌,以杂诗、感怀、感事为题者,统称之为杂诗;形之于《郁离子》,如上所述,其实还是杂文者,名之为杂寓;形之于文章,当然是更是名符其实的杂文了。那这些“杂”作,其特征与底蕴如何,是我们更为关注的。初步总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这种杂的特征,正是刘基纵横捭阖复杂性格的反映,也是刘基复杂经历的反映。

  畯的《艾子外语》等受过《郁离子》写作方法不同程度的影响[68]。而从反面来讲,刘基诗文的这种互涉,也可视为创作的自我复述,这是创作的一个大忌,这一点,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再一点,则如蒋星煜所言:《郁离子》固然在“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价值,实际上比春秋战国诸子著作中的寓言有过之无不及。”但“从寓言文学的角度来看,《郁离子》也有一些欠缺之处:除文字太艰深之外,有的整篇全是议论,没有一个故事。有的大故事包括中故事,中故事又包括小故事,头绪太多。”文法上又“模仿先秦,用字过于生僻,有时候要说明的道理也比较隐晦曲折。”

  寓言随着自身的发展,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不过《郁离子》由于其对诸子精神的复活,自传的性质,以及与杂诗、杂文、杂喻的互涉,更具有独特的艺术光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郁离子之市,见坏宅而哭之恸。或曰:“是犹可葺也?”郁离子曰:“有鲁般、王尔则可也,而今无矣,夫谁与谋之?吾闻宅坏而栋不挠者,可葺。今其栋与梁皆朽且折矣,举之则覆,不可触已,不如姑仍之,则甍桷之未解者犹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摧而振之,将归咎于葺者,弗可当也。况葺宅必新其材,间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溃者悉屏之。不束椽以为楹,不斫柱以为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枫、楠、松、杉、槠、柞、檀,无所不收。大者为栋梁,小者为

  杙为栭,曲者为枅,直者为楹,长者为榱,短者为棁,非中空而液身者,无所不用。今医闾之大木竭矣,规矩无恒,工失其度,斧锯刀凿,不知所裁,桂樟楠栌,剪为槱薪,虽有鲁般王尔,不能辄施其巧,而况于无之乎!吾何为而不悲也[70]!

  这一则寓言,总体上讲,是一个大比喻,以修坏宅来比喻拯救国家危亡,而不是如一般的论者所认为的简单地谈论人才问题,当然其中也谈到人才问题。在这个大的比喻之下,刘基没有转入正面的论述,而是又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大的比喻。它以“坏宅”比喻元末政权,以鲁般、王尔比喻能经邦济世、力挽狂澜的宰辅大将,或者说贤明的君主,而以栋与梁比喻朝廷中枢机构及其长官。认为元朝这个政权,上至朝廷中枢以及皇帝,已是腐败不堪,难以挽救,如栋梁已朽之宅,难以修葺,除非鲁般、王尔再世。刘基这里说鲁般、王尔也颇有些自喻的味道。接着,刘基笔锋一转:元朝政权虽然到了这般光景,但他不希望推翻它。——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刘基毕竟是元政权内部的人,即使已经退隐,内心里还是向着它的,即便是一种绝望的忠诚、一种无望的希望都好。这是士的依附性的体现。只有元政权不亡,这个垂亡政权里边的人才才可以留住,万一将来有鲁般、王尔的人现世,也好有人可用,拯救国家危亡,也才有可措手之机。如其不然,“苟振而摧之,将归咎于葺者”;亡国之罪,其谁可当?在这个前提下,刘基用一连串的比喻,进一步提出建设性意见:“葺宅必新其材”,必须要对现政权进行“换血”,清除那些“蠹腐”、“中溃”的腐朽昏庸之徒,起用真正的才学之士,并且用得其所:“不束椽以为楹,不斫柱以为椽”。同时,不拘一格降人才,“枫、楠、松、括

  ······无所不用。”循此叙述思路,仿佛问题就要解决的时候,刘基笔锋再一转:“今医闾之大木竭矣,规矩无恒,工失其度,斧锯刀凿,不知所裁,桂樟楠栌,剪为槱薪,虽有鲁般王尔,不能辄施其巧,而况于无之乎!吾何为而不悲也!”徒留绝望的悲伤。但这绝望悲伤是留给即将逝去的王朝的,对于“将兴之王者”,则是前车之鉴的宝贵经验总结。徐一夔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事业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之所以兴也。”[71]

  这是《郁离子》通篇使用比喻的一个典型。至于一篇之中,大量使用比喻,对刘基来说,已是一种基本方式了。从这则寓言的分析我们看到,《郁离子》比喻运用之丰富、准确、新奇;同时也看到,刘基之所以运用如此多的寓言,是因为乃心在不于简单说明一些问题,而是寄寓了独特的心路和情感历程。正是合此二者,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本质上决定着《郁离子》的审美特质和艺术成就。

  [72]写穆天子得到八骏,乘之造访西王母,便成为易事;有此良马之助,归途中还顺便灭掉了徐偃王。由于充分感觉到了好马的好处,回来后便“立天闲、内、外厩”,以造父为司马,对牧下之马区别对待。写到这里,刘基突然笔锋一转,穆王崩,造父卒,八骏死,后继者以产地而不以实际的功劳和能力来区分马之良驽,这样一来,及夷王之季年,盗起,养得好的天闲之马打不了仗,养得不好的散马不愿意打仗,国王知道后,也觉得理所应当。那么,怎么解决这个“待遇”问题?国家此时又已财力难继,国王便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想的决定:任其取食于野,任凭农夫庄稼悉遭毁坏。再下来的结果则是:“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刘基以马喻人才,以牧马喻政,从八骏传奇写到天下无马的悲剧结局,来比喻元王朝从至元延祐的盛世到元末的变官军为匪盗的乱局。百年王朝,由盛极而衰亡,浓缩于此短章之中,反差之强烈,叙写之深广,行文之变幻,堪称奇文。故钟惺评说此篇是:“句法极变幻,极古隽。”刘基写《郁离子》屡屡用此笔法,钟惺也屡屡以此相评。如评《灵丘丈人》[73]:“历指熇熇凉凉之故,如老人说天宝遗事,文法极变幻之致”;评《刑教》:“尺幅中纵横排荡,变化无穷”;[74]评《士蒍谏用虞臣》[75]:“篇中只二意,而变幻神骏,妙不可言。凡四五转,云飞泉涌。”[76]

  这一则,前面是铺垫,结尾才是关键。了解刘基经历的人,会有很多想法:它是说刘基最终弃石末而去,还是说的最终弃绝元仕?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刘基自己是难以启口的;但这种关键问题,他又必须对世人有一个交待,所以他就设置了这样一种充满想象空间的对白。纵观全篇,刘基设置郁离子以外的叙述视角的情况固然有多种,但大凡涉及一些与刘基经历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就无不如此了。

  《郁离子》的奇幻色彩还表现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引入。这种情况非常多,不必例举。如果不是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很难弄清刘基到底是讲真实的历史故事还是仅仅“借尸还魂”,说他自己想要说的事儿。而在我们觉得刘基说得在情在理的时候,也就不会去纠缠所谓的历史真实了。比如《枸橼》篇讲有人对魏武侯说吴起这个人有点贪,武侯便疏远吴起。公子成便纵论“古今史事”,认为贪固然不好,但用吴起,“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不用,则危及国家安全

  [77]。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往往注目于这一言之成理的结论,而不会计较是否史有其事了。这就是真与幻的关系。艺术的光辉正因此而显现。

  菢而弗朋,惟天下之鸟,惟凤为能,屣其形,于是道凤之道,志凤之志,思以凤之鸣鸣天下。爽鸠见而谓之曰:“······弗鸣则已,鸣必有戾。”卒鸣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枝,入于青云,激空穴而殷岩,松杉柏枫,莫不振柯而和之,横体竖目之听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78]。

  女几之山,乾鹊所巢,有虎出于朴蔌,鹊集而噪之。鸲鹆闻之,亦集而噪。鹎鶋见而问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鹊曰:“是啸而生风,吾畏其颠吾巢,故噪而去之。”问于鸲鹆,鸲鹆无以对。鹎鶋笑曰:“鹊之巢,木末也,畏风,故忌虎。尔穴居者,何以巢为!”[79]

  读之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表情”。《郁离子》的这种艺术特征,在中国寓言史上,是超越前贤,而且后世难继的。庄子的寓言在情节的具体和生动上若有欠焉,柳宗元的寓言也偏于静态冷峻,没有这种嬉笑怒骂的热闹气氛。元代是寓言复兴的时代,是诸子寓言之后的高峰,把《郁离子》与除《郁离子》之外成就最高的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等相比,其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宋濂的寓言一是写得太冗长,又偏于抒情和直接说理(教)。拣其最为简洁有致的一则来看,还是有嫌生动形象不足:

  龙门子曰:“江东有丐徒,旅饮江上,酒方行,一年高者令于众曰: 吾等虽丐者,守礼弗敢忘耳。毋效饮食贱儒,纷夺于乡校间;即有效者,罚弗赦! 君子闻之,叹曰: 丐,大饕无耻者也。士以饮食故,又为丐所贱,其贱也哉! ”

  总而言之,宋濂的寓言,就象他自己在《燕书》开篇所言:“辩士设喻,以风以陈。质往旧,开今新。”[80]如此,则不可避免地缺乏个性与形象生动性。而在《郁离子》,即使一些并无寓言意味的分析性文字,也具有与《卖柑者言》同样形象、生动的特色。如《麋虎》的一则:

  郁离子曰:“今有人曰,坐高堂之上,指使臧获,则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諅之,色与声最厉。左右承颜而接言,惧其怒之将己迁也,而亦以厉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则仓皇而愈乱,愈不得于吾心,则吾之怒愈加,出愈厉;承颜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諅而愈吾违。故小怒则小违,大怒则大违,虽以剑挺临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81]

  郁离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于信;善防人者,必不足于智。知人之疑己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己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尽疑而尽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贤否,信不足以弥欺诈,然后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处人者处我也,于是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哲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圆曲顽鄙之士盈于前,而疑与防愈急,至于术穷而身愤,愈悔其防与疑之不足,不亦痛哉!”[82]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基本可以用“理明气昌”与“气昌而奇”来概括刘基散文的风格。这也是历来基本一致的看法。《明史·刘基传》称:“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四库馆臣继承了这一点,并通过与宋濂的比较来说明其“昌”与“奇”:“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蓦涧注坡。”又说:“虽皆极天下之选,而以德以力,则有间矣。”在刘基自己那里,他的重心在“理明”上,由“理明”而“气昌”。在史传和四库馆臣这里,重心转到了“气昌”,由“气昌”而“奇”。比较而言,刘基是在论“道”,史传与馆臣是在论“文”,这里“气昌”与“奇”都是指文章表达及其所呈现的风貌而言的。

  “奇(特)”这种东西,从正统的儒家文章观念出发,总有点与“(纯)正”相对的味道,因此,四库馆臣当然会认为以奇为尚的刘基散文,不如以儒者自命的宋濂的文章雍容有节好。这种看法当然是有问题的。近人钱基博说:“此亦似是而非之论。”认为虽然宋濂自命儒者,“然基炼气入遒,而不为濂之泛滥;又造辞欲洁,亦不如濂之曼衍。濂蛟腾凤起,其文赡;基剑气珠光,其辞崭。”“濂闳放若有余肆,差似雍容,未为浑穆。而基则敛抑如恐绝尘,自中节度,岂欲飞腾。”是“奇则有之,昌非所尚”了

  [83]。钱氏的分析是对的,但结论有问题。明史说刘基文章“气昌而奇”,“气昌”是基础,最后呈现到人们面前,让人感觉到的,是“奇”,所谓“神锋四出”、“飞腾飘瞥”,都是这个意思。钱基博说“炼气入遒”、“剑气珠光”,也都可说明刘基的文章,最后由“气昌”走向“奇”的风貌。换句说法,就是刘基写文章,他原本想振振有辞地说些圣贤道理(是“尚昌”而非“昌非所尚”),但最后给人的感觉,却是由(纯)正入奇(特)(出人意表,不同凡响)了。

  刘基自己也在《照玄上人诗集序》、《苏平仲文集序》等文章中提出了作文章要“理明气昌”。从他提出这种说法的背景看,他以儒者自许,故而主张为文要以圣人的大道理为旨归,“理明”了,才能“气昌”,让人信服。从其所为文章中,我们也看得到这一点。但是,这远不能代表刘基文章的风格,后人所注目的,不是他文章的“理明气昌”,而是“气昌而奇”这方面。

  首先,刘基的散文充分体现了他“理明气昌”的主张。以《大勇斋记》为例,刘基这篇文章里,用长达一千余字的篇幅,对勇与德及仁智的关系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反复论述,以明如何达于大勇,于理可谓明,于气可谓昌。又如《市隐斋记》,厘辨隐之侠、狂、贼、伪、矫、怨、乱等种种类型,来说明何谓“隐居以求其志”

  于理亦可谓明,于气亦可谓昌。这方面也可和宋濂作一对比。例如,刘、宋均为苏平仲文集作了一篇序。刘基的序前面均是讲为文应当理明气昌的道理,最后才点到苏平仲之文章问题,说他的文章也符合理明气昌的要求。这样写下来,行文集中,自然理明,同时这一切又都是刘基的依己之见,一气贯注,游仞有余,余韵不绝。而宋濂的序则既写自己,又写苏平仲,既谈自己的文章识见,也谈苏平仲之为文,兜兜转转,虽然雍容,却也嫌曼肆。刘基散文理明气昌的特征,最突出表现于《春秋明经》。对于《春秋明经》,有视为刘基早期举业习作,有视为其晚期经(理)学著作,在此非我所论。但其文章艺术方面的成就往往为人忽略,于此需着重申论。刘基作《春秋明经》,这明经二字,本身就包含了明理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说春秋。刘基解说春秋特点之一就是紧扣字面,逐字逐句解说,如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不枝不蔓,非常明晰。特点之二是常常利用归纳法,如说某事某物,春秋仅见或几见,或此处如何彼处如何,给人以高屋建瓴的气概。特点之三是在这种说经文字里,刘基倾注了充分的个人化色彩。在议论之余,他常常跳将出来,或怨或怒,或叹息或哀惋,郁郁勃勃,自然气昌

  。综言之,刘基文章的气昌,突出表现为语态的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振振有辞。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圣贤之道的的代言人,他所说的道理都是圣人之理。如果别人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会说那是世俗之儒的看法,不可梏也。总之,他既可以恪守先儒之旨,也可以突破各种成规,因为在他看来,不是他不守教条,而是他最守教条,守他自己所体认的教条;相反,他人则可能是误读了圣贤,不过陋俗世儒,他才是真儒。有时甚至说圣人也未必,如他在《大勇斋记》里辟头就说:“勇,天下之达德也,圣人有时乎弗德。”以这种语气写文章,文章还不气昌吗?同时,奇也蕴乎其间了。明史与四库馆臣说“气昌而奇”,是原本就有这种相生之意的。

  《郁离子》的构想、设喻,是最能表现刘基之“奇”的风格的,上节已随文详述,此不多言。这里要申说的是,刘基这种奇有一种性格与心灵上的内在原因,是一种有意为奇。刘基博学多才,经世致用,他的思想及其济世之方,自非传统儒家与儒术所可牢笼,但也得守住儒家这条底线,才有可能施行于世。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施行的无非儒法表里那一套,而鲜少有人独尊儒宗或非儒奉法。比如说,刘基在《郁离子·枸橼》中认为吴起贪,但相比他的能力与贡献,贪一点又算什么呢?这种做法,与曹操的唯才是举如出一辙。可他又在《书申屠子迪毁杌木庙曹操像文后》对曹操进行痛诋。比较而言,前者是奇,后者是正,正则气昌,奇则出彩。

  对于刘基的文章,我们不可孤立地看,一定要知人论世,一定要结合其全部文章来看,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比如说,《郁离子》总体说来是正的,他在结束篇《九难》中,历举九类世事,反言而正结,全是儒家那一套,真是理明而气昌。尤其是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俎豆之事,则尝闻之”。而前面却专有一篇《省敌》,大讲军旅之事。这又是正奇相生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郁离子》从总体上讲,是一部大寓言,可里面包藏的,半数以上篇章毫无寓言意味,这又是另一种奇正相生了。总地来说,就如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上讲还是刘基有意为奇。刘基本是个复杂的人,套用今天的话,他是以儒为本,以诸子百家为用;以本为正而以用为奇。在那个时代,刘基处卑微而建大言长策,也是难以通过正当的奏议献策等方式表现的,故得托之文章;托之文章,因其寄托之深,时人如门生徐一夔都骇而难解,遂被人目为奇。正如史天泽当年推崇刘基,说刘基将大有为于天下,同僚听了当作奇谈一样。

  作《钱愚论》,晋阮籍作《达庄论》,王坦之作《废庄论》,韩退之有《送穷文》,段成式亦有《送穷文》,二子同时,想当时好尚如此。国初诚意伯刘基亦有《送穷文》。韩所送者,利势之穷;段所送者,文字之穷;刘所送则天壤无穷鬼驻足之处,有天下一家之度,其识见过二子远矣,然词华皆不可与昌黎同语也。”[85]很显然,刘基之文,词华不如韩愈,奇思不如阮籍,所胜者,以其识见。送天壤无穷之鬼,固已出奇了,但确识高见又将其拉回正道,让人一点也不觉得奇。这就是奇正相生之妙了。

  [86]宋濂也是一样,“写得醇深温和,然而很细密,写到得意或者动感情处,总不愿意罢手,所以不以含蓄见长,而以情味动人。”[87]当然他们的文章各有其动人之处,但文人式的纵情势必害于道理上的义正辞严,也使或有的一些奇情逸想被冲淡以至无余。

  [88]钱基博也说“大抵宋濂、刘基,饱更世难,其辞敛,其意深。”[89]他们是开国的文臣,时代也对他们有很大的裨益——“运当开国,多峭健雄博之文。”[90]这些评论是说刘基的诗,但移以论其文,也是恰如其分的。

  [91]平实流于肤廓,竟陵派又转而求幽深孤峭。这种幽深孤峭的个人主义风格,遇到晚明那种动荡之世,自然要求切近现实的讥时刺世之作。在这种种文风的转换之中,刘宋等人,始终是祖述的对象之一。他们的成就,就象一头后人难以全窥的大象,能从他们身上各取所需。对于何、李,钱基博说:“而濂与基,皆不安为宋人之文。明之有濂、基以开何、李之复古,犹唐之有燕、许以为韩、柳之前茅也。”对于竟陵派,钟惺编选《刘文成公全集》,全选散文,并写下数千字的批注,穷目于刘基文章之“奇”。陈子龙蒿目时艰,反对象竟陵派那样侧身于狭小的个人天地,发扬讽谕精神,在本朝上接于刘基[92]。对于唐宋派,刘基也与有功焉。邓绍基说,浙东作家论文都主张唐宋并宗,后来的朱右等人更是惟以唐宋为宗,开了后来“唐宋派”的先河[93]。我们在分析刘基的山水游记等的时候,在这方面看得比较清楚。之所以如此,他们的阅历性情是很重要的因素。

  。刘基在洪武四年作《苏平仲文集序》里说:“(唐)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宋)有欧、苏、曾、王出焉,其诗追汉、唐矣,”而从贝琼为朱右所作《唐宋六家文衡序》看,该序作于洪武九年正月初七,此时刘基已魂归道天[94]。朱右文集《白云稿》有一篇《新编六先生文集》自序,说他对六家(韩、柳、欧、三苏、王、曾)之文,“幼读之未知也,壮而知之未好也,年将五十始知好之,未能乐而不厌也。”[95]则表明他对宋世文章之好,是比较晚的事了,比起刘基的尊崇八大家,他的确算是后进。而刘基与朱右同为浙东人士,早有交往[96],入明后还应朱右之请作过一篇揉合唐宋风格的《清斋记》。于此,可以说朱右的八家之选,应当受过刘基的影响。

  刘基的寓言创作也对后世产生了分明的影响。适应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寓言作为民间文学的形式之一,在明清出现了新的繁荣,涌现一大批的寓言专著,如宋濂的《燕书》、《龙门子凝道记》,刘元卿《贤奕编》,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以及明人吴仕期的《古今名喻》。也出现了一些类兼子书的寓言体著作,如苏伯衡的《空同子瞽说》、无名氏的《艾子杂说》、耿定向的《权子》、李梦阳的《空同子》、张翀的《浑然子》。纯学术性的读书札记、考证笔记中,也间或出现了以寓言说明道理的现象,如清崔述《考信录提要》。从事寓言创作的文人大量出现[97]。

  ……不相见者垂二十年。是时诸公方留意举业,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复会于括,而获睹山甫所为诗文、铭记、论赞、序说,莫不彬彬济济,方驾古人,下视场屋组缀之文,不啻如麒麟、凤凰之于鷃雀、鼢鼠也。”他的复古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却又不同于后来的复古派,他要求“学古务成己”。[98]他从未言及要文辞句法上师法秦汉或者盛唐,也不排挤宋世,更不鄙薄今元。后世的复古派,有谁象刘基这种胸怀?竟陵钟惺属意刘基之奇,可是刘基毕竟还有“理明气昌”的一面,为他人所不逮;陈子龙承绪刘基讽谕之音,可刘基也同时主张“颂美以为式”,并付诸实践。难以为后人全面认识、评价和继承,正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过人之处,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研究和评价刘基并期有所继承的意义所在。

  [1]《明史·文苑·张孟兼传》。又《文宪集》卷14《跋张孟兼文稿序後》也说:“濂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一日侍上于谨身殿,偶以文学之臣为问,伯温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语诸人,自以为确论。”宋濂对此颇为感慨,也基本上应允:“呜呼!伯温过矣,濂以无根葩泽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纵使伯温非谬为推让者,才之优劣,濂岂不自知耶?伯温诚过矣!唯言孟兼,才之与气则名称其实尔,今观(刘基)所造孟兼文稿序,嘉其语粹而辞达,他日必耀前而光后,其惓惓犹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将二载,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兴怀。孟兼请濂题识序后,因书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时,泪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库馆臣也认可这种说法。《白石山房逸稿》提要谓:“观其诗文,温雅清丽,具有体裁,而龙骧虎步之气,亦隐然不可遏抑。接迹二人,良足骖驾。基虽一时之论,即以为定评可矣。”

  参见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刘基:《游云门记》云:“昔唐柳先生谪居岭外,日与宾客为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记。夫岭外,黄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犹必表而出之……”明显表现出祖述之意。《刘基集》,第104页。

  钟惺辑评:《刘文成公全集》(十二卷均为文),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刘基还有一篇记体散文《清斋记》,我以为是将宋人的理趣与柳子的清峻结合得较完美的作品。他引朱右之言,考辨清的名实,辨其“名”,当然是理趣;究其实,则更加是清峻:“太虚清朗,烟空雾豁,日月光华,原野昭旷,而天地为之清焉。丹葩发鲜,绿阴永昼,凉飚撤暑,银汉挂户,而节物为之清焉。时雨新濯,竹树生色,猿鸟不呼,松柏帖妥,而岩壑为之清焉。遥望西湖,如大圆镜,翠赧垂映,波澜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无闻,谷响相答。”《刘基集》,第127页。

  关于刘基善画,史料也多有记载。明·李翊(江苏江阴人)《戒庵老人漫笔》(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二载:“刘诚意丹青:诚意伯青田刘公作《蜀川图》,为暨阳本中使君西行饯者。图为丹阳孙氏所得,徐兼山馆于孙,亲见之,对余说。夫暨阳乃余邑旧称也。本中使君竟无从考,姑俟知者。然刘诚意勋名盛矣,亦孰知其余事之精如此。”又《明诗纪事》卷十九宋王遂条陈田按:“沈景倩称刘伯温工于山水,似李营丘。李君实称宋景濂精于细。